人物：谭富英
人物：谭富英谭富英，男，京剧老生。谱名豫升，小名升格。祖籍湖北江夏（今武昌），生于北京，出身梨园世家。谭鑫培之孙，谭小培之子。
谭富英出生之日，正赶上其父谭小培在中和戏园日场演出大轴《巴骆和》，扮演骆洪勋。按惯例应该早在一个小时前就到后台扮戏候场了，戏园子的大管事指派催戏的“交通”也催过他几次了。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谭德氏就要分娩，他不知道生男生女，似乎不甘心出家门。谭德氏也是梨园家庭出身，其父是清末民初的名小生德珺如。在妻子的劝说下五爷离家赴戏。正要上场时，家里人赶到后台，说：“五爷，祝贺您弄璋之喜。”谭小培一听自己得了儿子，立即眉开眼笑。同事们也纷纷祝贺谭家喜降麒麟。那天的《巴骆和》演得格外精彩，观众一个劲儿地喝彩。所以谭富英的出世，对谭家，尤其对谭小培是一件大喜事。
传到谭富英这代，谭家已经是四代京剧世家。到他六、七岁时，家里就安排老师教他练功学艺。他的开蒙老师是陈秀华。陈会戏多，有丰富的舞台经验，而且教学有方。后来谭富英娶宋继亭的姐姐，而宋母即陈秀华的姐姐，他们就更近了。开始，陈先生每天到谭家教两个小时的课，循序渐进，成果很显著。梨园同行听说老谭请陈秀华给他的孙子说戏了，就都想请其给自己的孩子说戏。一时间，陈秀华身价百倍，学生越来越多，也就没有时间到大外廊营来了，谭富英就只好到陈先生家中学习。经过一年多的时间，一共学了《黄金台》、《文昭关》和《鱼肠剑》三出戏。他的祖父谭鑫培看自己的孙子连唱带比画来了一遍《黄金台》的头场，点点头，抚摸着孙子的头说：“好小子，是这里事。”谭小培忙凑过去问：“老爷子，您看这么学行吗？”老谭反问：“下一步怎么办，总得上场吧，服装道具都好办，场面也好说，可是谁陪他唱，怎么搭班？”小培一听，感到问题不那么简单，知道老爷子要拿主意了，就说：“老爷子，您就吩咐吧。”老谭闭上眼睛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只有一条路，进富连成。砍得怎么也没有旋得圆。不坐科是不行的。”
民国六年，谭富英入了富连成科班。富连成社长叶春善与谭小培订立关书：“立关书人谭小培，长子豫升，现年12岁，情愿加入富连成科班，拜师叶春善，学习梨园生计，言明六年期满。四方生理，任凭师父代行。六年之内所进银钱，归科班收用。无故不准告假回家，确有天灾病孽，各由天命。如私自逃走，两家寻找，年满谢师，但凭天良。日后若有反悔者，由中保人一面承担。空口无凭，立字为据。”科班都应该是七年，所谓“七年大狱”，因为谭富英跟陈秀华学了一年戏，是带艺入科，所以写了六年。
据谭富英说：“我家几代都是科班出身，我父亲是小天仙（小荣椿）的学生，我10岁的时候，我祖父延请陈秀华先生给我开蒙。拜师那天，备了丰盛的酒饭，还约了我外祖父德珺如以及金秀山、陈德霖、张淇林等老先生作陪。秀华先生对先祖说‘我怕教不好。’祖父说‘小孩开蒙只要规规矩矩就得啦。’当我学会了《鱼肠剑》、《黄金台》和半出《昭关》后，祖父见老师一走我就玩去了，觉得在家里学戏太自由，就把叶春善老师请来，当面重托，要把我送进富连成科班。叶老师说:‘我那里是很苦的，怕孩子受不了。’先祖说:‘我们家里都是科班出身，不是少爷，我孙子跟别人家的孩子不能两样，一切奉托。’我初进富连成，叶老师把我安置在萧（长华）老的屋里。一年后，我觉得不合适，就要求搬出来与大家同住一房。我记得，有一天祖父把我叫到他身边，问我在科班学什么戏？我说学《仙圆》，我祖父抚摸着我的头说：‘昆曲扎根最好，你好好用功吧。’他老人家逝世时我才12岁，虽然看过他的戏，但童年初学，印象不深。我学他的艺术，有些是先父和前辈们告诉我的，有些是余（叔岩）老师给我说的。余老师很喜欢我，好像子侄那样亲切，在艺术上是有问必答，知无不言的。”
那时科班对刚入科的学生都偏重武戏和昆曲。因为不管文戏武戏，身段都是很重要的，有了武功基础，对身段帮助极大。在富连成，还有一条，不管唱什么行当，每天一早都得拿顶、下腰、踢腿、劈叉、翻前后桥，以及飞脚、旋子等等，而且都是一天不落，持之以恒。练完武功后，有的调嗓子，有的请先生说戏。唱老生花脸的都得蹬上厚底靴，唱旦角的就得绑上跷，一天都不能脱，只有出门上戏园子演出了，才能脱掉厚底靴，解下跷来。后来谭富英主攻文戏了，一些跟头和武功也就练得少了，但是压腿、踢腿、拿顶、跑圆场还是一点儿也不能少的。
一入科，叶春善先生就让他的哥哥叶福海先生亲自教谭富英学昆腔戏，为的是从嘴里和身段上给他打好基础。给他拍曲并用笛子给他调嗓的是昆曲名家曹心泉。一共学了三出戏，一是《仙圆》，也就是《邯郸梦吕祖度卢生》的一折，谭富英学的是卢生，唱大嗓，但不戴髯口。二是《宁武关》，包括上寿、焚火、别母、乱箭四折，文武并重非常吃功夫，也是科班的必修课。三是《弹词》，即《长生殿》中李龟年弹琵琶卖唱的一段。在昆曲中，这出戏也是比较难的，演出时非常吃力，他每演出一次，就要哑三天嗓子。不过他的爷爷谭鑫培听说孙子学了这三段昆腔戏，非常高兴，认为富连成用昆腔给学生打基础的路子走对了。
在学昆曲的同时，也学一些武生戏，例如《殷家堡》、《落马湖》的黄天霸和《长坂坡》的赵云等等。他第一次登台演出还是老生戏《黄金台》的“巡城搜府”一折。二月入科，闰二月就演出了，在草市精忠庙唱的“行戏”，扮演伊立的花脸是他同科的翟富魁。谭鑫培虽然没有去看他的演出，但是听说谭富英终于将所学的戏演出并得到了舞台锻炼的机会，感到非常欣慰，不久，谭鑫培不幸逝世。
入科不久，谭富英的演出越来越多，大多是富连成总教习萧长华先生亲自给排演的，演出就在前门外的广和楼。有一年夏天，他唱完《珠帘寨》，前胸的痱子都成了大泡，现买痱子粉去擦，整整用了一大包。如果唱《珠帘寨》，总是谭富英唱前部，马连良师兄唱后部。如果由他和马连良合演《群英会·借东风》，就是他演鲁肃，马连良演孔明。
后来，马连良、高百岁等几位唱老生的师兄毕业，谭富英的演出就更多了，几乎天天演戏，《南天门》、《盗宗卷》、《打棍出箱》、《桑园寄子》都唱，不但文武昆乱不挡，而且生行、净行、丑行的角色派什么，就演什么。谭富英入科六年，除了没有贴过片子扮过旦角，连文武小花脸的戏都敢应。后来演大义务戏或者年底演封箱戏《八蜡庙》他反串准演开口跳应工的朱光祖，白口脆爽，每段念白准能赢得满堂彩。萧长华先生当时主要还是让他遵循着老谭的戏路，以唱《碰碑》、《卖马》、《洪羊洞》等戏为主。有一次竟然从头一天的白天一直唱到第二天的天亮，他一个人就唱了五出戏。有时，由他父亲接出来，去应一些堂会戏的演出，使他在舞台上得到充分的锻炼。
一次金鱼胡同的那家花园同仁堂的乐家老太太生日堂会，压轴戏是他和外祖父德珺如、父亲谭小培三代人合演的《四郎探母》，大轴是余叔岩的《珠帘寨》。那天，余三爷一到后台，就冲他们祖孙三代一拱手，说：“厉害呀，你们一家三代都来了，爷仨一块上，德先生，五爷，我给你们道喜啦。”那时谭富英就很有心，前边的戏演完了，也不去玩，到化妆间静静地在一旁看余三爷勾脸。余三爷看谭富英非常文静、老实，很是疼爱，就对他说：“豫升，知道这出戏为什么勾脸吗？”他忙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余三爷说：“你坐下，听我告诉你。”他赶紧坐下，余三爷又说：“这出《珠帘寨》原来是一出花脸戏，叫《沙陀国》，是你爷爷把它改成老生戏的，这出戏里很多腔，你琢磨琢磨，都是花脸腔，花脸的扮相就跟徐延昭一样勾老脸，咱们戏班有个规矩，要改什么东西，总得留下点基址，咱们老生不能开脸，就揉脸，勾出纹路就行了，让人一看就知道这出是花脸戏改的。我唱的戏，都是你们谭家的，都是按你爷爷的路子，你爷爷永远是我的法帖。等你出科，就到我那去，我保证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都还给你们谭家。咱们余家和谭家是不分家的，没有比咱们两家更近乎的了，知道吗？”“知道了，谢谢师叔。”那天演出还有一个插曲：举办堂会的乐十爷知道谭小培来了，就到后台看望，一见谭富英如此老成文雅，就对谭小培说：“真是将门虎子，我看令郎大有希望，谭家一定越来越兴旺。”谭小培忙说：“谬奖，谬奖，一个后生晚辈，不要让他太得意了。”乐十爷一手拉过谭富英的手，从自己的手指上褪下一个碧绿晶莹的大扳指，给谭富英戴在手指上，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这个扳指是西太后送给你爷爷的，你爷爷又送给我，今天你戴着它上台，希望你好好继承你爷爷的玩意儿。不过今天这个扳指我不能让你带走，我要等你自己挑班的那天，亲自给你送去，这样，你才对得起你爷爷这个扳指。”谭小培一听，知道同仁堂乐家是以信誉闻名于世的，也知道了乐十爷的良苦用心，就对谭富英说：“豫升，这是十爷真心栽培你，还不谢谢十爷。”谭富英马上作揖答谢。13年后谭富英29岁，果然挑班唱戏了，是在开明戏院演唱全部《四郎探母》，乐十爷也果然没有爽约，亲自把那颗扳指送给了谭富英。
谭富英在富连成主要是跟萧长华、雷喜福先生学戏。富连成在教学上有两个最大的特点。一是严格，奉行“打戏”的传统，动辄打通堂。谭富英虽然是谭鑫培的孙子，但也没有因此得到照顾。富连成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演出多，实践多，学生每天都不离开舞台。由于学生整天泡在剧场里，舞台经验都非常丰富，临场应变，逢场作戏，临时补台，都能应付自如。1922年，谭富英16岁，正是他倒仓（变声）的时候，谭小培开始给谭富英归工归路，正式继承起谭派艺术。在这方面余叔岩先生果不食言，尽心竭力地帮助他从戏路上、演唱规则上纳入谭派的艺术轨道。他在科班学到的许多戏，都经过了余叔岩先生和谭小培的改造、加工。如在富连成的《四郎探母》，谭富英只学到“探母”，而“回令”没有学过，后来是余叔岩先生亲自给他说的“回令”。经过了谭小培和余叔岩一年多的回炉再造，使他艺术上脱胎换骨，具备了搭大班演出的资本。
谭富英出科后第一次正式搭班演出是在王蕙芳的班社。当时班社挂头牌的是徐碧云，老生贯大元，那时谭富英与徐碧云还没有对儿戏，只能在前面演出《捉放曹》、《南阳关》等戏，演出了一个来月后，谭小培感到对儿子没有什么益处，就提出辞班带着儿子到上海搭班去了。谭富英以“谭门本派”的名义在上海三马路的“亦舞台”一亮相，打炮戏是谭派大戏《定军山》，果然一炮而红。在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根据“三四二”的合同，实行“四管”，演出三十个夜场，四个星期日又演出了四个白天，最后临别再给老板白白演出二个晚场，作为答谢。一共演出了36场戏，场场满堂，反响热烈。演出一个月后，正赶上上海各剧场“歇伏”，他们父子就到南通去演出了半个月，然后又到苏、杭等地旅游一番，等到立秋，回到上海，到百代唱片公司和大中华唱片公司灌制《定军山》、《南阳关》、《战樊城》、《骂曹》、《斩马谡》、《王佐断臂》、《法门寺》、《战蒲关》和《盗宗卷》等第一批唱片，共16面（8张），以他如此年纪灌制如此数量的唱片，在京剧史上空前绝后。接着，他又在亦舞台与荀慧生合作演出了一个月，同台合作的还有上海的武生白玉昆、花脸王连浦等。有时荀慧生与谭富英合演《法门寺》、《南天门》等戏，有时荀演大轴荀派本戏，谭富英唱压轴戏《战太平》、《打棍出箱》等。有时他也与荀先生编演一些新戏，例如《董其昌三戏杨云友》就是他们合作的热门戏。一个月下来，演出非常圆满，荀慧生也非常满意，所以后来他们在京、津、沪各剧院又多次合作。
尽管上海滩的舆论界一致认为谭富英一出科就能挂头牌，完全可以自己挑班唱戏，可是他的父亲谭小培头脑却非常冷静，他知道，光靠“谭门本派”的招牌，不能掩盖儿子刚出科的稚嫩，拉红票更不是长久之计，必须具备实实在在的艺术资本，才能赢得实实在在的观众群，保持住票房的稳定收入。所以谭小培前思后想，终于做出了稳扎稳打的决定：继续搭班唱戏。从此，谭富英开始了漫长的与“六大名伶”、“四大坤旦”等搭班唱戏的阶段。
谭氏父子从上海回到北京，徐碧云正好要独自挑班“云兴社”，谭富英就在“云兴社”挂二牌。演出《绿珠坠楼》，谭富英的石崇，萧长华的孙秀，尚和玉的司马伦，徐斌寿的潘安。演《八大锤》时，徐碧云的陆文龙，谭富英的王佐，钱金福的金兀术。如果不演出对儿戏，谭富英就在徐碧云的前面演出压轴戏，或与王长林演出《奇冤报》、《天雷报》，或与郝寿臣合演《击鼓骂曹》、《阳平关》等戏。由于王长林、郝寿臣、钱金福等人都曾经受益于谭富英的祖父谭鑫培，所以他们陪谭富英演出都带有奖掖之意和提携之情，加上谭富英的嗓音、扮相、韵味、戏码都极为过硬，而徐碧云又能前演《宇宙锋》后演《八大锤》，或者前演《穆柯寨》后演《汾河湾》双出，具备了与四大名旦分庭抗礼的实力。云兴社这两位年仅20岁左右的后起之秀在北京华乐园可谓名重一时。有一次，谭富英的外祖父德珺如看了外孙的戏特别高兴，就要陪外孙唱一场《群英会》。当然是德珺如的周瑜，谭小培的孔明，谭富英的鲁肃，三代同台。祖孙三代的《群英会》在北京很有号召力，早在张作霖时代，北京宪兵司令王琦为父亲祝寿办堂会，排出最硬的戏码：梅兰芳的《醉酒》，余叔岩的《珠帘寨》和他们祖孙三代的《群英会》，那时谭富英还没有出科。这次演出就在华乐戏园，德珺如已经70多岁了，数年没有登台，为了捧自己的外孙，真是不遗余力。演到“打黄盖”的下场时，老人家掏翎子，抓蟒，抬腿，就已经有些站不稳了，谭富英赶紧上前扶住。谭富英的母亲一看父亲果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矣，一完戏就忙跑到后台，劝自己的父亲再不要演戏了。从此这位被奉为小生行楷模的前辈就再没有登台唱戏。当时，谭富英每场演出，满分为50块大洋，另外加25块大洋的脑门钱，专为开销鼓师、琴师、跟包和管事等人的小份儿，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。
不久，由于徐碧云遭到官司，无法演出，谭富英与尚小云、荀慧生短期合作了一段时间。不久，徐碧云官司了结，前门外大栅栏有名的瑞蚨祥绸缎庄老板孟景侯亲自为他重组“云兴社”，还为他重新翻盖了煤市街的中和园。班社的阵容非常整齐：老生有谭富英、雷喜福和王又宸三位，花脸是郝寿臣和沈福山，小花脸是萧长华，小生是姜妙香和徐斌寿，武生是尚和玉，武旦是朱桂芳。由于云兴社的后台是瑞蚨祥绸缎庄，所以当时的演员都说：“我们搭的是瑞蚨祥的班。”
在云兴社，谭富英与徐碧云合作排演了不少新戏。除与《绿珠坠楼》外，还排演了《虞小翠》、《薛琼英》等。有一出《骊珠梦》，就是全本《游龙戏凤》，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叫座力。另外一出大受欢迎的戏就是根据《今古奇观》“崔俊臣巧合芙蓉屏”改编的新戏《芙蓉屏》，这出戏由谭富英扮演退隐归林的高纳麟，徐碧云扮演崔夫人，姜妙香扮演崔俊臣。还有一出《挡幽》，本是传统老戏，说的是“烽火戏诸侯”的故事。经过重新整理，增头益尾，也很受欢迎：由萧长华扮演幽王，徐碧云扮演褒姒，谭富英扮演申侯，姜妙香扮演太子。云兴社老戏阵容整齐，新戏场面新鲜，在戏中还增加了一些灯光布景等噱头，例如在《骊珠梦》中就有黄凤冢变色的灯光，在《坠楼》中还有珊瑚的道具用在比富的场面中，这在当时都是新鲜的事情。
1925年，谭富英跟着徐碧云到上海在大兴舞台（上海舞台，也就是后来的天蟾逸夫舞台）演出。就在他们到上海演出第三天的打炮戏时，挑班的徐碧云嗓子哑了，业务立即受到严重的影响。谭富英只好配合当地的演员继续演出了一段时间，挣够了来回的车费，就回到了北京，而云兴社也就报散了。不久，谭富英开始搭尚小云的重庆社，与尚小云先生合作了一年多。接着又到天津的张园游艺场与碧云霞合作了一段时间。碧云霞唱大轴，谭富英在前面唱。三天后，碧云霞不愿意在后面唱，总感觉自己压不住台。但是谭小培认为自己的儿子还不到完全顶大轴的火候，于是停止了合作，回到北京。1928年谭富英继续搭班梅兰芳剧团赴广州、香港演出50余场。
1929年谭富英又参加了万子和的班社，朱琴心为头牌旦角，他是二牌老生，郝寿臣是三牌花脸，在北京鲜鱼口内华乐戏园演出了一两个月。1930年左右，谭富英从朱琴心的戏班退出来，到上海与“四大坤伶”的另一位名角雪艳琴在天蟾舞台合作了一个月。演出后，上海“古代公司”经理郑笺三约请谭富英与雪艳琴联合摄制了他们的第一部电影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声电影《四郎探母》，而且第一次骑上真马表演了杨四郎出关的情景，这次拍电影的报酬是7000块大洋。
由沪返京不久，到天津中原公司六楼大剧场开始了自己挑班的实验。一开始起用的旦角是关丽卿，后来换了四大坤旦之一的胡碧兰，唱了两三个月，还排演了《封神榜》、《花灯会》两出新戏。在第一本《封神榜》中，谭富英扮演梅伯，胡碧兰扮演妲己。在第二本中，谭富英扮演商容丞相，搭着棺材上殿死谏，最后撞死在金殿，完全是伍建章骂杨广的路子。《花灯会》演的是柳金蝉的故事，但是只演到柳金蝉被害为止，不带铡判官，也不上包公，是正月十五的应节戏。谭富英扮演柳员外，属于二号人物。胡碧兰唱《玉堂春》，谭富英还配演过蓝袍，都是为了捧胡碧兰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，他们的感情越来越好，胡碧兰想嫁给谭富英，谭富英的原配夫人因病逝世，也有意娶她，但是他的父亲谭小培不同意，因为谭家的规矩就是女人不能唱戏，不能出头露面，这桩好事也就只好作罢了。紧接着，尚小云到天津中原公司演出，也拉着谭富英一起唱了一个短期，然后一起回到北京。就在回北京的火车上，尚先生对谭小培说：“富英跟我的调门差不多，唱着都舒服，这次合作的时间太短了，回北京后我们长期合作一段吧。”这与谭小培的想法不谋而合，他便一口答应，从此谭富英正式搭入尚小云的重庆社，开始了将近两年的合作。
1933年，程砚秋先生从欧洲考察归来，约请谭富英到上海天蟾舞台演出20多天，小生是俞振飞，花脸是金少山。而当时的谭富英就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号召力，所以程砚秋离开上海后，谭富英又被尚小云留在上海，在三星舞台演出了一个月。接着又与梅兰芳在上海黄金影剧院唱了三期。
一年之中，谭富英在上海就先后与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、尚小云、梅兰芳三位合作，这就说明已经不再是依附于四大名旦的挎刀演员，而是与四大名旦相得益彰，势均力敌的好角了。为此，许多热心于谭派艺术的人都劝谭小培尽快让谭富英挑班唱戏，被谭小培婉拒。1934年，谭富英回到北京演出几场义务戏后，一过春节就到了汉口的“汉记大舞台”，与梅兰芳合作了半个月，又到武汉的“新市场”与梅兰芳先生合作了十来天。这时要求谭富英自己挑班的呼声更高了，连梅兰芳先生都说：“五爷，我看我们豫升兄弟这台底下的人缘真不错，自己可以独挡一面了，您怎么还不放心呀？”谭小培一听，知道这话是发自肺腑的，连忙拱手致谢：“您抬爱，您的意见我一定会照办的，谢谢您的关照。”看到儿子组班已经是大势所趋，谭小培心中暗暗高兴。
在谭富英与筱翠花先生在北京和天津演出期间，谭小培开始悄悄地斟酌着为儿子组班的事了。1935年下半年，谭小培看到谭富英已经在京、津、沪、汉、鲁各地享有了比较高的声誉，观众群越来越大，足以独自挑班并长期稳定地维持相当的票房收入，古语说：三十而立，这一年谭富英是29岁，如按虚岁正好三十。谭小培找到北京梨园行经励科中的能人陈椿龄，开始正式商议为儿子组班的事情。经过一番磋商，由陈椿龄担任社长，负责约角、经济、联系剧场等事物，因为谭富英乳名为“椿儿”，班社取名“扶椿社”。二牌旦角为王幼卿，三牌武生为周瑞安，铜锤花脸为王泉奎，架子花脸是马连昆，二路老生为哈宝山，丑角是慈瑞泉、慈少泉父子，二旦是许艳芬。根据当时的行情、班社的经济状况，谭富英每演出一场的满分是一百块大洋，他的全堂场面以及两个跟包的，一个箱头上的师傅，一个检场，都算在他的脑门钱中，共计为30块大洋。成班后，谭富英的扶椿社立即在北京的吉祥、华乐、开明、长安、哈尔飞、广德、三庆、中和等各大戏园陆续亮相。正如谭小培的预料，票房收入稳定，观众热情高涨，表演日益娴熟。在北京各戏园子演出了一个周期后，又陆续到天津、汉口、上海等地演出。当然演出的班底也在不断的变化中，仅旦角就先后更换了程玉菁、筱翠花、新艳秋、章遏云、陈丽芳、张君秋、梁小鸾等。
1941年，扶椿社的社长陈椿龄因病辞职，谭小培延请北京“三义永盔头社”的老板韩佩亭担任社长，请乔玉林先生担任大管事，同时启用当年谭鑫培班社的名字“同庆社”为谭富英班社的命名，外出时就学习梅兰芳的方式使用“谭富英剧团”的名义。这就意味着谭富英已经承袭了祖父的艺术衣钵。
就在谭富英37岁那年，他吸上了大烟，心灰意懒，每天再不想练功调嗓，演出《定军山》时，拿起大刀，也感到特别沉重，虽然外界还没有什么反映，但是自己已经感到身体的虚弱和精神的颓废。1946年，他便毅然决定自己一边戒烟，一边加紧练功。他特意请来一位师兄，每天在家中对他监督和陪练，练了八个多月，都没有演出。再演出是为某省的水灾赈灾义演，戏码是《甘露寺》，成绩很不错，从此他就彻底戒除了这个嗜好。
同庆社的名字从1941年起，一直使用到1949年。1944年，韩佩亭社长病故，谭小培又延请华乐戏园经理万子和担任社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裘盛戎亲自到大外廊营一号谭宅，以后生晚辈的姿态恳请与谭富英合作。从此谭富英的同庆社与裘盛戎的“戎社”合并，组建了“太平京剧团”。由梁小鸾为三牌旦角、谭富英的妹夫杨盛春为四牌武生、丑角为马富禄。为展示剧团的新面貌，他们首先排演了新戏《将相和》，在上海连续演出了40多场，轰动一时。不久，又到兰州为庆祝“天兰铁路通车典礼”演出了半个多月。回到北京后，根据政府的要求，太平剧团改名为北京京剧二团。1956年，从香港回到北京的马连良组建的马连良剧团又与二团合并，组建了北京京剧团。1957年，又与张君秋的北京京剧三团合并，1960年与赵燕侠的“燕鸣京剧团”合并，组成了北京京剧团。
从与裘盛戎、梁小鸾合作开始，谭富英先生就表现出一位忠厚长者的风范，但又不以长辈的身份压人。裘盛戎先生年轻气盛，在舞台上总有咄咄逼人之势，谭先生从不放在心上，虽然他的嗓音也是宽窄高低运用自如，扮相儒雅俊俏，堪称“最标准的老生奇才”，但是面对比自己晚出道的师侄，总是尽可能地突出对方。在与马连良先生合作时，他又以师弟的姿态，处处谦让，不管排演什么戏，他总是说：“我听师哥的。”总是把大轴戏让给马连良先生。例如马连良先生要与他合作《十道本》，他不会这出戏，完全可以不演，但是他丝毫没有犹豫，马上跟马先生说：“三哥，这出您得教我。”当天就到西单的马宅，毕恭毕敬地请马先生给他说戏。后来排演《赵氏孤儿》，马先生的程婴，谭先生的赵盾，这明明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角色，但是为了增加前半出戏的分量，他主动到马宅，请马先生给他说关外唐韵笙先生演出《闹朝扑犬》的戏路，认真研究“花园”一场的唱腔，把一个不讨好的配角演得有声有色。就是平时走路、开会，他总是谦恭地礼让马先生，人们经常看到，谭先生让马先生先行，马先生请谭先生先行，最后是马先生挽住谭先生的手，并肩而行的感人场面。赵燕侠更是后生晚辈，参加北京京剧团是最晚，最年轻的一个副团长，为了不使她感到新剧团的“欺生”，谭富英甚至在她主演的《辛安驿》前面垫一出中型剧目《摘缨会》。所以说，北京京剧团那么多高级的艺术家在一起合作，却能够互相谦让，彼此和睦，与谭富英先生牺牲自己的名利，以身作则，顾全大局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。所以裘盛戎先生在谭富英先生患病时，主动提出与他的师弟谭元寿合演《将相和》；赵燕侠在“文革”后也提出与谭元寿联合搞一个改革实验的剧团。就是在全国京剧名家演出大合作的《赤壁之战》时，他这个“活鲁肃”竟然主动把鲁肃这个角色让给李少春，自己演一个戏份不多的刘备。
谭富英先生是一位大孝子，早出晚归都要到父亲的房间请安，如果外面有饭局，遇到他父亲爱吃的东西，或者是什么新鲜的佳肴，他总是到帐房单交一份钱，请厨房再做一份，饭后用手帕包起来，给父亲送到当面，请父亲品尝。可是当祖国需要他到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已经卧床不起，病入膏肓了。他每天在床前伺候，却不敢说自己要到朝鲜慰问的事情。因为他明白，他是父亲唯一的儿子，在父亲临终时，父亲最需要的就是他。后来还是谭小培从别人那里知道了儿子即将赴朝的事情，主动对儿子说：“豫升啊，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尽忠不能尽孝，赴朝事大，不能耽搁，不要管我的病，我会好的，你只管去吧。”他这个大孝子听到父亲如此深明大义，感动得泪眼模糊，一再请父亲原谅儿子的不孝。他就这样毅然诀别了弥留之际的父亲踏上了征程。可是列车刚刚开到天津，就接到父亲逝世的噩耗。按谭家的规矩和他自己的心愿，他应该入殓、接三、出殡，大办丧事。可是当领导允许他回家奔丧时，虽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，同行们却都认为他这一回北京，是不可能再跨过鸭绿江了。因为按北京的民俗，父亲过世属于大丧事，必须戴重孝，最少也要守孝“五七”，而他，回到北京，哭别了父亲，将遗体刚刚入殓，就戴着热孝日夜兼程赶赴丹东，与慰问团的同志们一同跨过鸭绿江，深入到抗美援朝的前线战壕、掩体中冒着生命危险和零下20度的严寒在冰天雪地的露天广场进行演出活动。
在20世纪50年代末，剧团要到条件相对困难的唐山定期演出，他每次都主动请缨，作为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和年轻人一样去完成最艰苦的演出任务。
正是由于马、谭、张、裘、赵五大头牌精诚合作，技艺超群，北京京剧团连续多年好戏不断，《赵氏孤儿》、《官渡之战》、《状元媒》、《三顾茅庐》等新戏层出不穷。在这些新排剧目中，从表演到唱腔，从音乐到服装、道具，进行了全面改革，使舞台演出焕然一新。不但不要国家负担工资等费用，每年还向国家上缴26万元，这按当年平均工资30元来说，无疑是一笔巨款。
谭富英的嗓音清亮甜脆，吐字行腔不过分雕琢，不追求花哨，用气充实，行腔一气呵成，听来情绪饱满，痛快淋漓，他的演唱被人们称为“新谭派”。因谭在幼年学过武生，故其在武功和身段动作上颇为灵巧、利索。例如他演出的《定军山》一剧，不仅唱工惊人，他那稳练的靠功和刀花动作，干净利落，引入入胜，把一个老当益壮的黄忠形象，演得活龙活现。由于他在艺术上唱做兼能，文武具备，是继马连良之后，成就显著，舞台生涯最长的“四大须生”之一。擅长剧目有《失空斩》、《战太平》、《定军山》、《桑园寄子》、《奇冤报》、《击鼓骂曹》、《洪羊洞》、《搜孤救孤》、《四郎探母》、《桑园会》、《珠帘寨》、《打棍出箱》、《御碑亭》、《群英会》等。
1959年，谭富英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。“文革”中，竟被江青等人勒令退党，遭受政治迫害。1977年，“文革”结束，谭富英先生恢复了党籍，落实了政策，本该心情舒畅地重返舞台的时候，他却身染重病，不幸于3月22日逝世。谭富英先生逝世后，北京文艺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、弟子纷纷赶到北京瞻仰他的遗容，为他献花，为他送行。他的遗体火化后，按国家的最高礼遇，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1924年与宋洁贞（宋继亭之三姐）女士结婚，生育寿颐（元寿）、寿丰（韵寿）、寿永（喜寿）三子，在宋氏生喜寿时因患产后风不幸早逝。1936年谭富英续娶姜志昭（姜妙香之女）女士，生下三女凤云、凤霞、凤珠，一子寿昌。1947年，姜志昭夫人病逝。1948年谭富英续娶杨淑贤女士，生子寿康、小英。子寿颐、寿丰、寿永和寿昌在京剧界分别工文武老生、丑角、武生和场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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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更新：2009-06-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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